我并没打算跟苏珊-桑塔格争辩。
与她外出共进晚餐的原因与此完全相反。那时我25岁，生活在北京，是一个上进心很强的作家，以自由撰写新闻稿件凑合著谋生。2000那年，在我每年一次回纽约的期间，过去大学里一位我称为斯汀的朋友和我取得了联系。斯汀是“苏珊”的私人助理，他邀请我和他的老板一同看电影并共进晚餐。我理所当然的同意了。
这将会是我进入纽约文人生活的起始。我钦佩苏珊-桑塔格，那些我以为只有男人们才可能写出来的内容：观念宏大、欧洲规范、历史背景，同样在她大胆的笔端下现出。并且，她还做得引人注目。或许，她的渊博学识，她的充沛精力，接触后会对我产生影响。
我们看的是匈牙利电影，悲惨的故事无休无止让我感到昏昏欲睡，她却看得津津有味。完后我们三人一同步行去东方村。苏珊有一种威慑人的力量。她的存在渗透弥漫，同我想象中的那样，密集地流动著好似她的鬃毛。每个句子，从她口里出来都带有不容置疑的意味。“这。是。一个。好。日本。餐馆。”在圣马克书店附近的一个小地方，我们走下台阶时她这样说。我可不敢同她作对。
晚餐开始很顺利。我们分享一大客寿司，闪光的薄鱼片象小猪那样优美地坐在木制厚平板上。斯汀和苏珊谈著他们熟悉的话题，我的插嘴显得有点不伦不类。我的全部所知就仅止中国而已，我象淹水的人抓著救生圈那样抓著这一点可靠的东西不放。吃到一半的时候，苏珊转头问我是做什么的。我说我在中国是一名自由撰稿的新闻记者，暗想只就中国话题作一些无意义的闲聊。
“那你一定知道贝岭喽？”
“谁？"
“他是一位诗人，最近在那儿被捕。他住在美国，回北京散发杂志时被监禁，已有好几个星期了。”
我从未听说过这个名字。CNN，BBC，《纽约时报》等主要的西方互联网站在中国被屏蔽，我获取新闻的渠道受到了限制。因为我没有官方的新闻记者证明，所以在工作中一直回避棘手的政治问题，而宁愿写些关于传统京剧的衰落，以及棉塞公司是在如何入侵中国市场一类的文章。
让我困惑不解的是，我发现西方新闻界只想听到两种关于中国的消息：经济的迅猛增长和政府对人民的压制。1989 年的天安门广场大屠杀给人们留下了这样一个深刻的形象：一个孤单的人，雕像般地站立在一辆坦克车前。这个形象，虽然与2000年的中国更为复杂的画面相悖，却仍旧未能被取代。
我犹豫了，不敢确定是否该说瞎话。最后我还是决定表现出无所不知的大男子汉气概，这是我这新职业所应具有的。为什么要说谎？我要坚持自己的立场。
“没有，”我说，“我没有听说过。”
“你是一名新闻记者，你都没有听说过？”她问，她的声音开始有些尖锐。
那时我该为如此的无知作出道歉才对，但是愧意和自尊等等人类天生的愚蠢却让我说道，“啊，嗯，呃哼......那类关于持不同政见者的新闻 ...... 嗯 ......"
“什么？”
“关于持不同政见者的新闻。在中国作新闻报道的时候，通常是不会不留意有持不同政见者被捕 ...... 嗯 ......”
我的手和声音开始颤动起来，象果子冻一样。我放下了筷子。
“为什么不？”
桑塔格那逮捕式的凝视，你在书的封面或者杂志里看见过吗？那目光从纸面上跃出来横跨餐桌正往我的体内钻。她语音低沉，好象是一个男人在指挥作战，把一个疑问变成一个命令。她在准备战斗。让我感到奇怪的是，我也同样。要是我能够改变自己化陈述句为疑问句的习惯就好了。
“不过，似乎有的时候，持不同政见者恰好无关大局？"
斯汀试图劝解。“也许你在中国读不到此类新闻？”
“西方新闻界应该有报道这类消息，”苏珊说道。我已经被推到了角落里，我知道再下去我就会为中国政府辩护。
“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没能看到这个消息，”我说，开始打退堂鼓。“我只不过是说在中国还有更大的消息？"
她觉察到我的弱点，立刻来个一针见血。
“如此说来，你的意思是说这个诗人被抓并不重要喽？"
我喘不过气来。坐在东方村的一家日本餐馆里，苏珊-桑塔格是想要告诉我，这个大部分时间住在美国、无足轻重、两个字的诗人，他的命运竟然要比诸如全国八亿个农民的境况更为重要？狂妄！
“是。但宏观地看来，就中国所面对的所有问题而言，我想我是在说那不重要。中国有许多的消息西方新闻界并不予以报道。贫困。你是知道的，腐败，”我说，绞尽脑汁。“还有环境被毁。”我用眼光请求斯汀给予援手。他却用手在他的脖子前的空中划过。
我们你一言，我一句，有好几分钟，谁也不让步。接下来的进餐，苏珊转过头去不再理我。我试著把筷子拣起来，可我的手抖得太厉害，连一块寿司都无法夹住，就别说吃下肚了。
晚餐后我们各走各的。斯汀送苏珊上了一辆出租车后，和我一起步行下到地铁车站。
进入纽约文人生活，好一个让人自尊受伤的起始。她是在我有生以来一同进餐的人里最著名的一个，我小小的忧惧不安却使得我在她的面前像蠢驴一样。我试著安慰自己，想象自己和苏珊-桑塔格一起，加入了伟大圣贤们的队列，像头上长角的神祗们一样。“你想知道她为什么会这样生气吗？“斯汀问。
“我怎么知道？"
“她亲身参与了营救诗人出狱的行动。她和其他笔会作家一起向中国政府请愿，请求释放他。”他说。“你这样，基本上就把她当作一个西方知识分子，在实施一个不会有结果的特别计划。”
我笑了起来。我竟然教训了苏珊-桑塔格！我全身一阵轻松。她捍卫言论自由，一点没错。但是关于中国存在更多的基本和紧要问题，我也没错。与农民相比，持不同政见者也许更性感易传，但并不是说他们就更重要。
一边走，我受伤的自尊一边开始平息。她的固执，和我的也一样，并非是由高傲的道德责任感所引起。激发我们二人的是个人激情和忧惧不安。这完全没有错。说到底，她也教训了我。
现在我居住在纽约了。当我读到苏珊死讯的时候，我的感受就像是行天者卢克在欧比旺-克诺比死去的那一刻一样：真气汹涌澎湃。我仍旧是一个上进心很强的作家，每天发誓要放弃新闻而献身文学。(我努力遵循苏珊在她的传记中透露的成功秘诀：“我和所有作家的做法一样。任何聚会，只要有邀请我，我一定会到。”)但是过去的这个星期最终让我庆幸自己是新闻界的一员。海啸席卷南亚刚过几天，就传来了苏珊的死讯。我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一个网站作编辑工作，一个星期里我整天都在做新闻的日常工作：编辑消息，检查图片的配文，确认首页里没有未能注意到的多余空白。网站筹集了上百万美元的捐款。晚上我回家后哭了。
我的悲伤，其程度度让我自己都吃惊。一个著名作家之死，和十二万不见经传的人之死，我尝试权衡，孰轻孰重。消息在《纽约时报》网站上同版并登，他们有过荒谬的争斗，跟苏珊和我之间曾有过的同样。哪一个更为重要？文学或是新闻？观念或是现实？纽约或是亚洲？我感到被夹了在当中。你不可能说哪一个更为重要。这是一个让人悲伤的星期，就这么简单。
(老哈译，2005-10-07)
